《紅軍長征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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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yanan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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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fā)布時間: 2018-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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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從政治史或軍事史的角度,還是從文化史或新聞出版史的范疇,長征真正成為“世界語言”,成為“英雄創(chuàng)世紀”,成為一種人文精神,都得益于中國共產(chǎn)黨、得益于毛澤東。
《紅軍長征記》,原名為《二萬五千里》,1937年2月由丁玲主編,共收錄長征親歷者100篇回憶錄,附歌曲10首等,講述紅軍長征中許多鮮為人知的經(jīng)歷和見聞、感想,是中國共產(chǎn)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上最早、最真實、最具文化特色的紀實作品。今年,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再版了這部《紅軍長征記》。
但至今依然還有像李月波、莫休、曙霞等人,或許因為化名或許因為早早犧牲,依然生平不詳。
新聞出版不僅是市場,更是戰(zhàn)場,是陣地。其實,新聞出版的市場就是戰(zhàn)場。提出“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的毛澤東深諳此道。自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到1935年底紅軍長征抵達陜北,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在對中共進行政治、經(jīng)濟、軍事封鎖的同時,還進行了新聞封鎖。九年來,無論是國外的媒體,還是國內的報刊,有關紅軍和毛澤東、朱德的報道滿天飛,且大多是攻擊“赤匪”的謠言和污蔑之詞,盡詆毀之能事。
長征勝利抵達陜北后,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1936年春天就開始醞釀向參加長征的同志征集有關個人日記等,做好對外形象的宣傳工作,把紅軍和蘇區(qū)的真相告訴給全國人民和全世界。
1936年7月,因為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來訪,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決定利用這個極好的機會,把紅軍長征宣傳出去,打破國民黨的新聞封鎖。7月13日,剛剛抵達保安才兩天的毛澤東步行至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外交部,看望剛剛到達的斯諾。第二天,他又出席了歡迎斯諾的大會。隨后,他在15日、16日、18日、19日、23日與斯諾進行了深入交談。
8月5日,毛澤東和軍委總政治部主任楊尚昆聯(lián)署,向參加長征的同志發(fā)出信函:“現(xiàn)因進行國際宣傳,及在國內和國外進行大規(guī)模的募捐運動,需要出版《長征記》,所以特發(fā)起集體創(chuàng)作,各人就自己所經(jīng)歷的戰(zhàn)斗、行軍、地方及部隊工作,擇其精彩有趣的寫上若干片段。文字只求清通達意,不求鉆研深奧,寫上一段即是為紅軍作了募捐宣傳,為紅軍擴大了國際影響。來稿請于九月五日前寄到總政治部。備有薄酬,聊志謝意?!?/span>
同時,毛澤東還向各部隊發(fā)出電報,稱:“現(xiàn)有極好機會,在全國和外國舉行擴大紅軍影響的宣傳,募捐抗日經(jīng)費,必須出版關于長征記載。為此,特發(fā)起編制一部集體作品。望各首長并動員與組織師團干部,就自己在長征中所經(jīng)歷的戰(zhàn)斗、民情風俗、奇聞軼事,寫成許多片斷,于九月五日以前匯交總政治部。事關重要。切勿忽視?!?/span>
毛澤東的號召,得到了紅軍將士們的積極響應,紛紛拿起筆來撰寫自己的長征回憶錄。中央領導、軍委領導同志首先帶頭寫作,如董必武、謝覺哉、徐特立、李富春、張云逸等。作政治工作的陸定一、李一氓、蕭華、王首道、熊伯濤等身體力行。
在保安紅軍大學第一科學習的36名學員都是紅軍的高級干部,他們中不少人也紛紛響應號召,許多拿槍桿子的人,如張愛萍、彭雪楓、劉亞樓、楊成武、譚政、耿飚、周士第、陳士榘、莫文驊、彭加倫、舒同、賈拓夫、童小鵬等,都立即行動起來,拿起手中的筆桿子,寫自己的長征故事。但至今依然還有像李月波、莫休、曙霞等人,或許因為化名或許因為早早犧牲,依然生平不詳。
童小鵬在通知發(fā)出第二天的日記中這么寫道:“楊(尚昆)主任、陸(定一)部長又來要我們寫長征的記載,據(jù)說是寫一本《長征記》。用集體創(chuàng)作的辦法來征集大家——長征英雄們的稿件,編成后由那洋人帶出去印售。并云利用去募捐,購買飛機送我們,這真使我們高興極了。”童小鵬在日記中所說的“洋人”,正是埃德加·斯諾。他熱情高漲,一個人就寫了《離開老家的一天》《粵漢路邊》等7篇文章,最后一篇《殘酷的轟炸》完成于10月7日。